炒股配资10倍平台英国《泰晤士报》感慨：“中国军队守卫上海76日之后

【编者按】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在全民族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第五组，找寻上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间的“国际链接”，聆听在沪中外军民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每张图片、每件文物、每段影像，都鉴证了血与火铸就的国际友谊，并反复印证那颠扑不破的真理：当正义事业顺应时代潮流，当和平理念超越文明隔阂，得道者必得天下助。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从沿海小县城逐步发展成远东第一大城市，华洋杂处、文化交融，中外贸易兴盛。

这种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国际性”，是上海抗日斗争活动的鲜明特点。面对日本侵略者刺刀，上海不仅勇敢地为中外民众和全球进步人士提供庇护，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舆论战情报战的东方主阵地、链接国内外正义力量的重要节点，在中国全民族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独特且难以替代的作用。

这一过程中，尽管肤色不同、经历不同、信仰不同，但中外军民在前线、舆论、救济、医疗等战场携手并肩、患难与共，用热血乃至生命诠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大道不孤，万里同途。全球视野下的上海抗战充分证明，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其结果，就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图为外媒报道日军暴行

一、

浑身鲜血的中国娃娃跌坐在废墟中大哭，这张照片刺目地刊在1937年10月美国《生活》杂志上，全球震惊。当年8月28日，日军炮轰上海南站，美国赫斯特新闻社记者王小亭拍下这张照片，“没有头的人、断了手足的人，满眼皆是”。

有观点认为，之所以两次淞沪抗战能引发欧美社会高度关注，与上海城市本身密切相关。这里是外国在华新闻机构最密集城市，中外信息情报交换便利。路透社、美联社、塔斯社等全球通讯社，《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报纸都在此设点。“外国记者用报道与影像戳穿侵略者的谎言，通过上海，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与尊严而战，帮助中国抗战赢得国际舆论支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光耀说。

通过中外记者采写，以及上海链接全球的电报线，日军罪行公之于众。1937年9月8日，一辆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在松江遭日机轰炸，《字林西报》记录，“客车五辆全毁，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断腿残肢，血腥满地”。日军谎称轰炸“因有军事关系”，报道反驳，“列车上没一个中国兵”。

图为在上海四行仓库奋战的中国守军壮士（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苏州河南岸，中外记者目睹对岸“八百壮士”视死如归，并向全球“直播”。英国《泰晤士报》感慨：“中国军队守卫上海76日之后，尚有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困于强敌，力持不屈。”美联社记者海岚·里昂镜头记下中国军队英勇画面，告诉世界，“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

3个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极大改变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走向判断。现场的美军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告诉国内，“足以证明中国已下决心为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能力”。更重要的是，媒体用上海抗战告诉全球，日本狂言3个月灭亡中国，只是春秋迷梦。

图为淞沪抗战纪念馆内展示的饶家驹神父的铜像。 新华社记者裴鑫摄

二、

“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地在寻找出路。”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上海，市民扶老携幼、形色仓皇地经白渡桥涌入租界避难，他们“蔽无片瓦，储无斗粮”，悲惨至极。

在上海生活20多年的法国神父饶家驹站了出来。“从价值观角度看，他反对日本侵略别国，更重要的是，这里很多外国人早把自己看作上海人，对城市很有感情。”金光耀说。由此，这位独臂老者与中外慈善团体一起成立南市难民区，殚精竭虑维持3年运转，一平方公里“小城市”内累计庇护30多万上海难民。

上海也尽其所能，接纳受迫害的外来客。当德国纳粹铁蹄横扫欧洲时，一片冷漠世界中，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1933年至1941年间，近2万犹太难民来到这里，多数栖身于逼仄的提篮桥弄堂“隔离区”内。即便自己生活艰难，善良的上海人还频频向犹太邻居“空投”食物。

2025年7月8日 ，“铭记英雄 共创未来”飞虎队主题历史图片展在上海黄浦文化中心开幕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萍水相逢又生死相依，同样出现在战场上。28岁的罗伯特·肖特，是首位为抗日捐躯的美国飞行员。他生前回忆上海惨象，“闸北战火染红天际……日军真是铁石心肠。”1932年2月，他驾机与6架日机相遇，最终寡不敌众坠湖牺牲。

更多外国飞行员得以生还。在欧洲轴心国占领区，美军飞行员坠机或跳伞后生还率约20%，而在中国战区达90%。这背后是素昧平生中国军民的舍命相救。1945年，为保护两位跳伞的飞虎队员，有浦东村民被日军活活打死。这段历史传到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耳中，她感慨：“我在浦东多年，没想到浦东人民救了两位飞虎队员！”

当时多数中国军民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无畏精神源自哪里？恐怕不会出自对国际关系、地缘政治认识，而是来自最朴素的善恶观、最直接的仇恨与感恩，及对自己人最本能的保护。江南温柔婉约，但江南亦铮铮铁骨。

这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8月在豫旺堡（今宁夏同心县预旺镇）拍摄的名为抗战之声的经典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三、

1936年7月，延安窑洞。毛泽东见到首位到访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人民绝不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必将倾全力以应侵略者之挑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

斯诺西行，源于在上海的宋庆龄盛邀。到了1938年，这位美国记者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真实的红色中国；毛泽东《论持久战》首个英文版诞生于上海“孤岛”内的霞飞别墅，如穿透至暗时刻的东方预言，照亮漫长却通往胜利的前路。

不止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等进步人士，不约而同选择“从海外经上海去延安”。在金光耀看来并非巧合，“这些左翼人士有着跨越国界的信仰。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或成为他们来华第一站，或在上海生活过。他们见到中国人民斗争精神，也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

另一个事实是，国际友人在上海参加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开始向往延安。马海德日后回忆，“在上海学习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于是，对正义的追求、对苦难的共情、对理想的坚守，让在沪国际友人以各种形式与中国军民携手。马海德留在了延安，成为边区百姓口中的“马大夫”“老马”；在上海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前往苏北从事医务工作，被誉为“新四军的白求恩”；德共党员、新四军随军记者汉斯·希伯在上海为工友鼓与呼，后牺牲在沂蒙山区……

图为路易·艾黎上海故居开馆，还原其当年居住期间的会客室场景。 长宁区供图

路易·艾黎选择工业救中国，这源于他目睹日军占领上海后惨象，“各工厂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

“有一天，我们突然想出工业合作。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1938年4月，艾黎与中国朋友在上海成立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抗战期间，全国成立约3000家工业合作社，除生产自救外，还承担军品生产，有力支援前线。

四、

1944年，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曾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势力败局已定。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迫在眉睫。

当年8月，嘉定人、时任驻英大使顾维钧赴美，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次年举行的旧金山会议，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1946年1月，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梅汝璈递上请辞信，“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两个月后，中国代表团从上海赴东京，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法学家与外交官都要有‘面向世界的民族主义心态’，开放的上海有这样的土壤。”金光耀说。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17人中，12位成长于上海，10位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中，顾维钧是嘉定人，胡适出生在川沙，董必武曾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图为1941年7月10日顾维钧在英国BBC电台演讲，为中国的抗战作宣传。

上海不负国人重托。在东京，中国代表团经历座次分歧、量刑争议等诸多波折，梅汝璈掷地有声：“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最终，国际法庭判处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在美国，顾维钧带领多党多派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既争得中国“四强之一”大国地位，亦争取战后公正国际秩序。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签上中文名字，完成毕生愿望——“在世界大家庭中，应使中国享有适当地位，并且中国应对维持和促进世界安全和福利做出应有贡献。”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在美国一次研讨会上，有人问无锡人许倬云抗战的意义。这位亲历者答：“人有人格，国有国格。这8年（14年）抗战争的是国格。经受百年的苦难和屈辱，不经过这一次大战争，中国人站不起来。”

在此过程中，上海从未缺席。

图为金光耀教授。周昱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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