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配资炒股才能确保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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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实现这一目标，既需市场“无形之手”高效配置资源，更需政府“有形之手”提供坚实保障。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在其领衔撰写的《新质生产力》第六章第三节《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保障》中，深入地剖析了推动绿色发展所需的多维度政策支撑体系，特推荐阅读。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市场机制在环境成本核算上的固有缺陷——“外部成本内部化”不足，导致“负外部性”和环境不公，是阻碍绿色转型的关键。解决之道在于通过环境税、资源税等经济手段，真实地反映环境代价，矫正市场失灵。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既需要促进有效的市场化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避免失灵，也需要有为的政府不能缺位，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持与机制保障。

　　促进新质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化保障

　　发展新质生产力，客观上就是在发展绿色生产力，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之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在于追求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更在于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理念变革已被广泛认为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然而，要实现这一理念的转变，并促进绿色发展，不能仅靠政府的行政指令、倡议以及投资，而且还要依靠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这也涉及新发展理念下成本核算方式的转变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兴起。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工业进步的确带来了欣欣向荣的经济繁荣，然而，也引发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其机制性根源在于，工业化的大生产对生态破坏带来的庞大环境恢复成本，并未被正确地计入市场主体的生产成本中，也就形成了成本核算方式和环境代价承担对象的不公平，产生了为数不多的经济学所称的“负的外部性（外部社会成本）”的损失。以中国为例，中国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计算的因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1%。

　　事实上，这种成本的不合理分配，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原理分析称为“成本的非对称扭曲”（asymmetrical cost distribution)。一方面，直观的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未能反映实际上环境损害的代价，使市场的“无形之手”刺激了生产者的过度开采和过度生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破坏成本，并未由生产者或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来承担，而是由广大的社会成员以隐性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负担，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的损害与经济损失，并未得到相对应的补偿。因此，要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加强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必须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加强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决定性作用相兼容的经济手段调节。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对成本补偿方式的改革，其中对环保成本的考虑尤为重要，需纳入对接市场机制的制度建设与政策设计。

　　一方面，对环境产生的成本，应以可行方式计入生产成本，即“外部成本内部化”，真实地反映商品价格。环保成本长期以来被忽视，成为隐性的“外部成本”。据世界银行2019年的数据，环境破坏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成本高达4.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2%。然而，这一数额并未计入商品生产成本，导致商品价格实际上被严重低估。如果将环境成本计入生产成本，商品价格将更真实地反映其生产背后的各种资源的消耗和环境代价，过度开采和过度生产行为也将得到自然遏制。具体的操作机制，可以借助环境税体系的调节功能（涉及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税等）。

　　另一方面，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生产地社区居民与生产者之间的环境成本分配问题。对于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而言，粗放的和过度的开采与环境恶化，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成本。一项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和清华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经济价值达到1.08万亿元，约占中国GDP的1.3%。然而，这些成本并未能得到有效分配，结果导致以生产地社区居民为主的社会成员因环境质量低劣而承受了不公的代价。若能正确分配这些成本，使生产者为其产生的环境影响付出相应的费用，将有助于维护社区居民、社会成员的生态环境权益，并促使生产者从经济利益出发，自觉地寻求更环保的生产方式。

　　总的来说，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发展绿色生产力的重点，在于对接市场机制以可行方式实现成本核算方式的转变。只有真实、公正地反映环境成本，并将其分配给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各方，才能有效地促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真正地从源头上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才能确保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发展绿色生产力。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步入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未来。在这个大方向上，以市场经济主体自律为主的ESG，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绿色发展拉动力量。

　　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引导与保障

　　政府应通过立法、规划、经济政策等手段，为绿色发展施加引导作用和提供保障条件。例如，通过立法保障环境权益，编制绿色发展规划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提供税收和补贴等经济激励手段促进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我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保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企业和公民都要实施节能减排，并对节能减排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据统计，自2006年该法施行以来，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已下降了50.2%。

　　政策的引导与保障虽然重要，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如法规执行的力度不够、技术和资金的限制等。因此，需要在健全和完善立法、规划的同时，继续研究和完善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政策，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金融政策：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金融系统要提供高质量服务，其中绿色金融成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金融引领，更是资源配置方面的机制保证。

　　间接融资方面，银行的信贷政策对绿色金融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提供绿色信贷，银行鼓励环保企业和项目的发展。例如，2023年，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达30.08万亿元，同比增长36.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4个百分点，占总信贷规模的比例不断提高。

　　直接融资方面，股市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信息披露制度，企业被鼓励更加关注环保和绿色发展，投资者则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企业的环保行为。同时，绿色债券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种新型工具，吸引大量资金流向绿色、环保项目。2023年，我国的绿色债券发行总量达到1.12亿元，自2019年起即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打击“漂绿”也是需要重视的方面。虽然绿色债券等创新融资工具取得了显著发展，但是存在“漂绿”现象，即一些公司为了被视为绿色企业而虚假陈述自己的环保行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此，监管层应加强信息披露规则的执行，增加对“漂绿”行为的处罚，确保绿色金融市场的公平和透明。

　　总的来说，绿色金融可通过金融的引领和资源配置，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帮助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金融系统将继续深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通过绿色金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财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与环境负荷已触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神经，必须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行动。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无疑要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合理设计税收制度提高非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以专项资金支持减轻绿色产业在发展初期的负担，进而催生该行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财政政策的功能和任务。以下是几种主要的政策手段。

　　首先，环保税、资源税的设计与调整，可以使非绿色的资源开采行为的成本上升，鼓励绿色能源的使用。例如，我国在2016年开始对13种矿产资源实行了资源税改革，调整后的税率大幅提升。这无疑是在节制传统化石能源、自然资源的开发，并鼓励绿色能源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集约型开发使用。

　　其次，税收优惠与减免是必要的政策工具，以减轻绿色产业发展的初期负担。例如，美国在2009年的经济刺激法案中，对新能源产业给予30%的投资税收抵扣；在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提供了联邦政府优惠贷款；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对购买电动车实施了税收抵扣政策，此举显著地推动了电动车市场发展。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推广过程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政府支持政策，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消费市场。

　　再次，定向补贴可以直接减轻绿色产业的成本负担。如欧盟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保行为提供补贴，加大了农业环保的积极性；定期为研发和采用绿色低碳技术的企业提供定向经济补贴，鼓励企业以研发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

　　最后，优化的财政专项支出安排，可以进一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例如，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预算支出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综上所述，通过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税收优惠与减免、定向补贴，以及持续优化财政预算支出安排等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在绿色低碳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绿色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需要逐步调整和动态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阶段性需求，才能达到真正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引领是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需要。在肩负着实现环保目标任务的绿色产业发展中，产业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绿色产业政策对推动科技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实现产业协同，具有政府主体能动性的影响。

　　首先，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绿色科技创新。政府通过专项科研项目资助、税收优惠等手段，为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提供切实的财政支持。比如在美国，近年来，政府为研究和开发绿色技术的科技企业，已提供了高达2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为绿色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2023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的用于支持生态环保和绿色低碳相关产业的资金达4640亿元，用于保障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目标得以实施。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结合之中，将继续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其次，产业政策通过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为绿色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仅促使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同时也为新技术的商业化提供了保障。根据欧洲专利局的统计，自2010年以来，绿色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长，这与政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鼓励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最后，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提倡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链绿色化升级。例如，政府通过引导和规定，可以促使不同产业或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进行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相关研究表明，通过产业间协同，我国的钢铁、水泥、电力等行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幅度降低。

　　综上所述，产业政策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各国政府需在绿色产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上持续投入，以便更好地引领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重目标。产业政策虽然引导的大方向容易确定，但具体的贯彻机制如何实现优化、有效、高效，却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产业政策，但也不乏失误与低效的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需要特别注重通过财政、货币两大间接调控政策体系的“经济杠杆”政策工具，来实现与市场兼容、对接的合理的差异化调节与引导。

　　倡导全社会增强环保意识的舆论宣传

　　环境保护应成为全社会共识，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对推动绿色发展至关重要。在舆论宣传、科普知识传播中，要鼓励公众购买和消费绿色产品。同时，企业也应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首先，加强公众环保意识教育是基础性工作。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研究，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增强环保意识，可以有效地驱动社会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在德国，教育部门将环保教育纳入全民终身学习计划，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保教育网络。通过教育和宣传，公众可以明确地了解到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并可获得可行的环保实践方法。

　　其次，企业拥有社会责任感，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绿色发展行动。根据2023年发布的《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75%的企业已经有了明确的环保行动策略，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少碳排放及其他污染。企业不仅需要满足法规要求，还应更为自觉地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积极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优化生产工艺、减少能源消耗等。

　　最后，需鼓励大众购买和消费绿色产品。根据尼尔森的一项调查，全球73%的消费者都表示愿意为绿色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如果消费者能更多地选择绿色、环保的产品，无疑将对进行绿色生产的公司产生正向激励，进一步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公众的环保意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选择，共同构成了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每一个个体的行动，无论大小，都在为我们的地球家园的清洁做出贡献。我们应共同以积极的态度，持续地努力塑造一个绿色、可持续的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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